到底是帽子问题？还是面子问题或是“技止此耳”的问题？

2022/08/13

    近日，南通中院的“帽子”案，又热议不减，再度成为法律人的争论话题。
    今年11月5日，南通市中级人民院开庭审理了原告纪女士诉被告如皋市人民政府、南通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政批复及行政复议一案，纪女士称自己身体有病，戴着帽子参加了庭审。庭审法官认为，法庭系室内场所，温度适宜，不存在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，建议纪女士脱帽，但纪女士拒绝接受法官的建议。最终，法官以纪女士戴帽不符合法庭着装要求，扰乱法庭秩序为由，对纪女士的行政诉讼按自动撤诉处理。

    案件一经披露引发热议，对南通中院对此案的处理方式持支持与反对的观点均有。12月26日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发出“情况通报”。 称：自2014年以来，纪某某因对政府的征地拆迁补偿行为不满，不断进行信访、上访，提起复议和诉讼案件达140余件。通报称，2019年11月5日的庭审中，纪某某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，坚持戴帽子出庭，在审判长多次劝导和释明后，仍然执意拒绝，其实质是以这种方式挑衅法庭规则，扰乱法庭秩序，致使庭审无法正常进行。纪某某的行为，属于以消极对抗方式放弃诉讼权利，本院依法对其起诉裁定按撤诉处理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     此案法庭作出裁定的依据分别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》的第十二条、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解释的第八十条。《法庭规则》第十二条的内容为“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，按照职业着装规定着装。但是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着正装： （一）没有职业着装规定； （二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； （三）所在单位系案件当事人。 非履行职务的出庭人员及旁听人员，应当文明着装。”第十七的内容为“全体人员在庭审活动中应当服从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的指挥，尊重司法礼仪，遵守法庭纪律”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解释的第八十条规定 “原告或者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，导致庭审无法进行，经法庭释明法律后果后仍不陈述意见的，视为放弃陈述权利，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。”
     南通中院在裁定书中没有引用程序法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 第五十八条“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，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，可以按照撤诉处理；” 的规定。
     南通中院的裁判逻辑显然是，当事人带帽开庭属于“不文明着装”不尊重法庭的的违法《法庭规则》的行为，而审判长要求其摘帽其拒绝亦是“不服从审判长指挥”的违法《法庭规则》的行为，而此时审判长依据《法庭规则》第十九条（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应当予以警告；对不听警告的，予以训诫；对训诫无效的，责令其退出法庭；对拒不退出法庭的，指令司法警察将其强行带出法庭。）的规定责令退出法庭是符合《法庭规则》的。同时，又因为其在此次庭审中，纪女士没有委托代理人，其被逐出法庭后，原告席就空无一人了，此时庭审已无法进行。故南通法院将此种情况视为“其行为属于以消极对抗方式放弃诉讼权利”因而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（内容见上）的规定作出“本案按撤诉处理”的裁定。从而一举剥夺了纪女士的诉权。因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六十条规定，“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，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，人民法院不予立案。”
那么，上述逻辑是否正确呢？这里涉及几个问题
     第一、戴帽子是否属于“不文明着装”？
       何为文明着装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，以我国南北生活习惯差异之大，东西文化习俗不同之巨，很难在“文明着装”形成统一认识。属于《法庭规则》中也无法对“文明着装”做出统一规定。所以，即使在同一法院，不同的法官或同一法官在不同的案件审理过程中，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。但不得袒胸露背，不着奇装异服，不有碍观瞻应当是没有异议的。而是否应当摘帽，一般来说摘帽是表达尊重的一种礼仪，如脱帽致敬等。但不脱帽是否就属于不文明着装确实有待商榷，因为毕竟《法庭规则》中文明着装是一个宽泛概念，而无具体的规定。
      第二、拒绝摘帽是否属于违反《法庭规则》的行为？
      当审判长要求其摘帽，其确实应当服从。其拒绝服从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是属于违法《法庭规则》中的拒绝服从法庭指挥的行为。对这种违反《法庭规则》的行为，对应的措施是《法庭规则》第十九条中的警告，训诫；，责令其退出法庭。故审判长此时要求其退出法庭也是有依据的。而这其中的“责令其退出法庭”的措施，应当是已经到了不退出庭审就无法正常进行的程度方可采取，其他措施，庭审结束后亦可采取。
      第三、责令其退出法庭是否属于“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，导致庭审无法进行”？
      该条规定的重点在于“明确拒绝陈述”，但本案尚未进入实体审理阶段，原告陈述尚未开始，根本就谈不上拒绝陈述。更不包括被责令其退出法庭后而无法陈述这种情况。而南通法院将其解释为“属于以消极对抗方式放弃诉讼权利”的行为，不知依据何来？同时该条规定在出现该种情况时仅是“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”而非视为撤诉。因为《行政诉讼法》 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只有“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，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，可以按照撤诉处理”，并无违法《法庭规则》可按撤诉处理的规定。故南通法院将“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”直接解释为可“按撤诉处理”属于擅自扩大法律解释与范围的行为。
      第四、诉讼案件达140余件对此案是否有影响?
从通报中对“自2014年以来，纪某某因对政府的征地拆迁补偿行为不满，不断进行信访、上访，提起复议和诉讼案件达140余件”的描述可以看出，当地法院对纪某某的“死缠烂打”，缠诉不止是心烦透顶，如若换成他人，帽子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，而南通中院如此罗列，反倒说明其尚未审理可能就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。必欲把这烫手的山芋扔出而后快。所以帽子问题就成了可以剥夺诉权的大问题了。
      所以此案到底是帽子问题？还是面子问题？抑或是法院“技止此耳！”的问题，就值得深思了。